摘要：如果完全停留在旧的体制机制框架内，用老办法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或者用零敲碎打的方式来修修补补，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 ...

即使黄洋确实身患乙肝，林森浩的投毒也依然会构成故意杀人。

以此为基点分析，在我国，伦理对人类基因编辑研究提出的要求，主要反映在《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和《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上。这种思维方式会使人们将人的质量与遗传联系起来，并使父母觉得在道德上有义务使用基因编辑技术，似乎不这样做对未出生的孩子和后代都是伤害。

例如，因为CRISPR/Cas9基因编辑过程造成的DNA双链断裂可以激活p53通路，可能导致这些被成功编辑的细胞转变成潜在的癌细胞，危害人体健康。1.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国家安全与第29条的国家安全是否可以做相同理解？首先应当明确，第29条的国家安全可以与《国家安全法》第2条保持一致，在人类基因编辑研究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人体健康时，亦可能存在侵害或者威胁国家安全的可能。合理的风险与受益比例。人格权的民法表达是人格权获得受民法保护之地位的工具[6]（P61）。私人机构有很强的商业动力来研发治疗疾病的方法和增强人类特性的程序。

（二）人类基因编辑研究自由的事实构成 科学研究作为人的认识活动首先应以人本身为目的，尊重人的自然属性，不能将人物化[15]（P114）。有学者认为，该罪是新时期的口袋罪，违反保障人权和罪刑法定原则[50]（P80）。但是，这种判断思路在判断标准的统一性、判断结论的妥当性以及法理依据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由此可见，刑法并不禁止罪犯在犯罪后逃跑。那么，该说能否完全克服传统的经验论相当因果关系说所存在的问题呢？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72]但是，站在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立场上，这个问题的答案与行为人或一般人在行为时的认识无关，而是取决于从事后的角度来看，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是否属于对行为人的轻微暴力行为所包含的风险的现实化？显然，这不是一个事实性的问题，而是规范性的问题。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将因果关系的相当性分为行为相当性和因果流程相当性，以行为是否包含了通常能够导致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风险作为行为相当性的判断标准，以介入因素是否罕见(或者同时也考虑介入因素对结果的贡献程度)作为因果流程相当性的判断标准。

概率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一个概念，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上文已述，介入因素是否罕见，是为了反映因果流程是否具有通常性。

所谓经验上的通常性，就是指人们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判断，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通常的、常见的，而非异常的、罕见的。其中，一种有力的观点认为，判断因果流程相当性，不仅需要考察介入因素是否罕见，而且还需要考察行为人的行为与介入因素对结果的贡献程度。[34]鉴于这种观点虽然不同于传统的经验论相当因果关系说，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以经验上的通常性作为因果流程的判断标准，本文将其称为修正的经验论相当因果关系说。需要看到，被害人乙面临的两种风险之间不是截然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了一起。

由此可见，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带有浓厚的规范色彩。反之，如果采用客观说，就会肯定该结果的可归责性。总之，客观归责理论是在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基础上创立出来的一种理论，它处于后者的理论延长线上。事实上，由于欠缺具体的判断规则，风险实现理论的支持者在判断因果流程相当性时，实际采用的仍然是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判断规则。

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对因果流程相当性的判断。但是，将它与条件说及原因说的考察对象进行比较，就能看出其独特性。

[74]本文认为，直到今日，这个批评仍然不无道理。[45] 再来看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对因果流程相当性的判断。

也就是说，相当因果关系这个概念本身包含了以规范性的因素作为判断标准的可能性。[1]在归因阶段，条件说占据着通说地位[2]。又如，甲把乙打成重伤后扬长而去，路过的群众丙打电话叫来救护车。这内在地决定了，相当因果关系说并不反对条件说，而是对后者的进一步补充。为此，条件说需要考察，行为人的行为在某个特定的因果流程中是否发挥了作用。为此，在判断行为相当性时，一方面需要保留风险这个媒介，另一方面又需要采用规范性的因素作为判断标准。

由此可知，在判断行为相当性时，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明显优于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但实际上，考虑到该行为本身的低风险性，毋宁说一个合理的结果应当是行为人不构成犯罪。

如果仅仅出于一般预防的考虑，就应当合乎逻辑地认为，只要行为和结果具有条件关系，就足以将结果归责于行为。而客观归责理论则完全没有这种理论包袱。

三、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 在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无法成立之后，学界发展出来了一种新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也就是说，在理论框架上，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和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基本一致。

当然，急救案和特殊体质案只是代表了部分案件。刑法通过设立自首制度来鼓励犯罪后不逃跑，但不会因为罪犯具有犯罪后逃跑的情节而加重其刑罚。二是因手术失败而死亡的风险。这两种思想对于结果的归责而言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还不够充分。

一方面，以概率的大小作为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标准，没有可操作性。其二，以整个因果流程而非因果流程中的某个条件作为考察对象。

不过，如果介入因素是由行为人的行为所诱发的，那么即便它看似属于罕见的介入因素，其罕见性也会得以缓和而转化为通常性。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是学界对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最新理解。

在判断标准上，相当因果关系说经历了从事实性的、经验性的判断标准(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到规范性的判断标准(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转变过程。既然如此，禁止风险与客观注意义务就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

[17]例如，甲在森林打猎时，突然发现前方一百米处站立着多年不见的杀父仇人乙，便欲举枪毙之，乙发现甲后连忙转身逃跑，甲紧追不舍，并仓促地朝乙开了一枪，乙应声倒地，中枪身亡。在行为人故意追求某个犯罪结果并取得成功的场合，即便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该因果流程发生的概率很低，也不妨碍将该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其中，前者主要是针对过失犯和不作为犯而言的，后者主要是针对故意的作为犯而言的。其中，有的风险是行为人的行为带来的，有的风险是由介入因素带来的。

在本案中，对于乙死在手术台这个结果而言，甲、丙、丁三人的行为都处于因果流程之中，并且该因果流程具有相当性。前文已述，为了弥补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不足，日本学者提出了修正的经验论相当因果关系说。

在考察对象上，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主张不仅要考察因果流程相当性，而且还要考察行为相当性。其二，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没有考虑刑法条文背后的规范保护目的，因而会将那些实现了禁止风险但是不符合规范保护目的的结果归责于行为人。

具体而言，如果采用主观说或者折中说，就会否认该结果的可归责性。由于在事实和规范之间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我们无法从事实中直接推导出规范的内容。